作为一个半吊子法律人,加上对韩国法律制度不了解,就不对片中的法律问题挑刺了,总之有很多都是为了剧情需要,估计当时庭审应该没有这么戏剧化。比较让我感触的是剧中那位警察局长一直坚称自己是爱国者,所以要不择手段捍卫当前的政权。不了解韩国历史,简单查了下似乎说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是从1970年到1990年这段期间发展而得此称呼的,如果是这样当时的韩国会不会也像中国现在这样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呢?不知道。如果不是如此,不知道警察局长的把爱国转变为爱政府的动机从何而来。
    有时候常和朋友扯淡,因为接触了点皮毛的民主和什么司法独立思想,总是觉得国家应该改革,朋友总是说民智未开啊,如果没有gcd中国经济怎么发展这么迅速啊,也把贫富差距加大当做理所当然的,似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中国崛起理所当然的一步,一部分人先牺牲下自己也是为了所谓的中国梦。无可否认,发展肯定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谁有权利决定谁先富谁后富呢?是谁有权利操纵司法来保证gdp稳定来吹一个大大的中国梦的泡泡满足虚荣心呢?总是引用仓廪实而知礼节来说明什么经济发展的第一位重要性,但是中国国民的素质和觉悟真的有真么差吗?据说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约13%,我想这个比例比美国当初建国时应该高的多吧。国家即国民,当政府牺牲一部分人的应得利益来满足部分人的大国梦崛起梦时?想过自己的权力也应得到那一部分人的同意吗?我想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想让它来代表自己吧、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刚看的一部电影:恐怖直播。电影讲述一个恐怖分子,为了得到总统的道歉,不惜炸断大桥;而他挟持为他发生的电台主播,是最后帮他按下炸弹按钮的人。最后的十秒,电台主播安静地看着镜头。
 
做历史的辩解人,爱国到底是如何。所以,这个结局似乎是在说,恐怖分子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一、
 
先心虚地说一下文化的种族歧视。权志龙的脑残粉不是权志龙,权志龙不是所有的韩国艺人,所有的韩国艺人不是所有的韩国人,所有的韩国人不是除了美国人之外的所有人,除了美国人之外的所有人不是第三世界或者异域风情的二选一。这个逻辑我也不是很清晰,总之我反对一而概之、不事先了解就以听闻和主观自负而去下结论的人和观点,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捍卫一部韩国电影所可能因此受到的过低评价,这只是一个例子;而恐怖直播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看完结尾我仔细地想了想,中国或者美国的大多数主流电影是不是做到了这部电影所做到的东西,答案是,就我的局限的观片史,好像是没有。想一想虽然不排除我自己倾向于看肤浅的大片,上映的电影很少听说有强调政府与人权的主题的;看到的敢把结尾设定为微倾向恐怖分子的电影几乎没有。电影中自由,绝对人权,正义,这些品质是无可争议的绝对正面品质,因而不假思索结尾一定要给个圆满结局。但是一旦涉及国家利益和政治考虑,人权就变成了相对的,自由也就变成了局限的。像是本片的主题,恐怖分子只是为了一个总统的道歉,总统应该道歉吗?如果一个人的人权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有的维护和保障,他就有权利以恐怖行为要求政府的道歉的话,那么所有那么多类似的相关事件,也能用类似的方法解决吗?一旦一部电影稍有对在此情况下的相对人权稍有怜悯,会不会就有犯错误的危险?不得而知,只是由此可知,我们纵然需要对于人性中绝对正面品质的强调和维护,也是需要在艺术作品中跳出这个安全区,打打“危险牌“。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没有人讨论的话,那么人们越会把它当成禁区;那么在这个进去中的问题,就越是得不到解决。
 
 
二、
本片的结尾,电台主播按下了炸弹的按钮。我认为这个电台主播是平凡人的象征。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做出而选择,都有他们各自的价值观,都能保持清晰的反应,而唯有他在不断变化着立场,尝试去寻找什么是正确的观点。那么说,最后他成为了按下炸弹按钮的人,能不能说代表着平凡人,any
reasonable person,在类似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应该如何定义?总有人说,弱者太弱会变得强大得可怕,一个人被积压的怒气是最可怕的,甚至在心理科中被比喻为炸药。这个炸药,按照我现在可怜的对于第一个学期心理课的记忆,需要按时按量的充足的释放出来,否则就非常危险。在社会中也是一样,平凡人,再平凡的人。像是电影里的建筑工人,也会有积压的怨气。这些怨气的释放不是打打沙包可以发泄的。社会中的积压的怨气,若是来自于等级的低下,身份的卑微,志向的夭折,尊严的践踏,那就是比情绪挫折更加危险一百倍的炸药。社会制度和法制,若是来自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约法三章,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这些怨气的合理发泄所制定的合法途径。像是控告,要求赔偿和惩罚,或是要求”道歉“,都是理应被合理安排、提供给每个人的资源。但是如果一个携带怨气的人,却无法使用这些途径去发泄和平息自己的怨气,那么它们的爆发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应该凭空去忍耐这些炸药而自我引爆,除了冀中星。而这种怨气如果只针对政府,只能针对制度,而不能以其他个别人的赔偿和道歉来补偿的话,那么个人和政府之间的战争就来开序幕。可惜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和当权者之间的战斗,一般是以个人的堕落来变得势均力敌。这种堕落是指,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关注,必要情况下牺牲自己或者他人的利益,甚至性命。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和能够随意控制和改变个人命运的制度,站在同一个擂台上进行同等级的较量。于是我们有了恐怖分子,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制造恐怖。为什么不称其为”邪恶分子“,因为制造邪恶远不是他们的功能。电影中比恐怖分子要邪恶的大有人在。恐怖分子的力量在于制造恐怖,一种威慑和力量的展示:我可以抛弃正义和良知,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可以草菅人命。这种邪恶的展示掀起恐怖,撼动民心,对制度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而后者是当权者最不能容忍的。于是,终于,恐怖分子能够和当权者对话,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当权者听到,他们的电话不会再被挂断,他们的要求会得到考虑—满不满足倒不一定。这种恐怖分子,你能说是可悲还是可恨?绝望的可怜人为了获得力量而放弃生命和随着生命而拥有的绝对正面品质,只求对话,这到底该让人如何面对?
 
 
三、
于是恐怖分子,一个不过二十岁的少年,炸毁汉江大桥,炸死警察局长,最终计划炸毁两座大厦。这也没什么,不过是放在天平上的几个砝码,最终也不够格得到当权者的尊重。制度的可靠性应该是主角,但是慢慢制度的威信似乎改过了前者;权利能够操纵个人的命运,能够在必要时候维护制度的可靠性,但是在当权者的私利下,被放在了本不应该放置的更重要的位置。于是,总统为了维护国家威严和制度的一致性,拒绝道歉。当权者总是有很多理由;舍私为公从来都没人敢质疑。但是个人的利益,似乎只要过度的维护,就会被合理地驳回。需要看到的是,这里的恐怖分子需要的是”道歉“,这个让人震撼。我从来不看新闻,不关心政治,对于这点也经常惭愧,但周总理的一句话无意听到之后就忘不掉:有尊严的生活。具体是说希望中国人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还是政府会保障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点我不记得了。重要的是,听到这句话的同时,我隐约能感觉到的是:中国经济确实发达了,现在都敢把目标设定在钱之外的东西了,真不错。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或许有的人,生活在不同环境里,会觉得我的想法和反应很荒唐可笑;但是一个国家若能把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项目标,那绝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其实我们常常忽略的尊严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为了生存,尊严老是被抛弃和忽略;这个事情虽然许多人都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真实发生的程度和范围远超过我们认为的程度和范围。是不是时候来强调尊严的重要呢?可能还没有这个可能,就像电影中”恐怖分子“的第一个要求是现金,然后再是总理的道歉—这本无需强调,是”理所应当“存在的”,但是出于感动,还是想要强调一下,感叹一下。这个先后顺序我们也能从对方的回应看得出来:赎金的要求一般分分钟搞定;就算是一个小小电视台主任都能满足;而一个总统的道歉,虽然说是总统的道歉,但无非是一个应给的道歉,却是政府宁愿牺牲数十上百条人名都不愿意给予的,如此珍贵的东西,可想而知,要让政府保障人民的尊严,是个多么多么远大的目标了。
 
 
四、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村上春树在某次获奖(诺贝尔?他不是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吗)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记住的东西—我的记忆点很奇怪,名字很难记住,食物都能记住,话语能够记住—这句话能够记住多亏了里面有一个“鸡蛋”。他的致辞是说,他永远会“站在鸡蛋的一边”。大旨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就是个人和制度的碰撞;而他会永远站的鸡蛋一边。我当时想了很久什么是制度,也去百度也去问了爷爷,因为是初中或者高中的事情所以似乎还曾经在课本中寻找制度的定义,只可惜政治课本没什么用。到如今,看了这个电影,才隐约体会到制度的含义。这个体会不是“恍然大悟”那种,是我刚才不知不觉用了“个人”和“制度”的对比,然后才猛然想起自己居然呼应了村上春树先生曾经的说法,默默地解决了自己的提问。但是现在再去想想应该怎么清晰地定义这个词,似乎又没有头绪了。也许只能在论述中才能有清晰全面的理解吧。
 
 
五、
还是想多说这个电影的结尾,因为如此大胆的示意似乎让我也有了“我是否会按下炸弹按钮”的假设。看电影和书籍本来就存在一种代入体验,读者和观众幻想作者是主角,也幻想自己是主角,不断在旁观和自视的角度中转换和揣摩,常常问自己“要是我是他我会怎么做”;而作者的设定无疑是有导向型的,因为按照作者意愿安排的细节和原因都会让主角的决定更为合理。于是,如何判断电影主角最后按下炸弹按钮的行为呢?
我觉得这几乎能引导向人性善恶的主题了。
那就是,要成为一个相对作恶的“恐怖分子”很简单:对生活失去希望,被政府、国家、所谓的正义背叛,被陷于极度冤屈的境地,无法、永远无法合理合法的还击,自己毫无力量即将被欺凌,而对手的权利是血淋淋和脏兮兮的;在这一切似乎的成因中,被制度和权利的背叛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人无法被和伪善、假道义做斗争,而被这些东西所欺压是最能激发怒气的,因为伪善比恶还要坏一百倍—他不但要作恶,还要装成是恶的对立,似乎要专门打击恶保护善,没有东西比这个还要可怕。
所以当最后结局里,电视机里面总统的声音响起:“我们最终打败了邪恶的恐怖分子”的时候,我才会真真切切有“一股邪火”从体内冒出,而在主播按下炸弹按钮的一刻,完全理解和认同了他的选择。打败这种“至高无上”的伪善,用什么手段都只怕不够。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刚看的一部电影:恐怖直播。电影讲述一个恐怖分子,为了得到总统的道歉,不惜炸断大桥;而他挟持为他发生的电台主播,是最后帮他按下炸弹按钮的人。最后的十秒,电台主播安静地看着镜头。
 
所以,这个结局似乎是在说,恐怖分子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世界上有那么一束正义之光,它照耀在每一个角落,让所有肮脏不堪、沾染污秽的事与人都无所遁形,让受到伤害的人们得到温暖与慰藉;有那么一把正义之剑,它冲破荆棘,直指不可告人的秘密,让所有藏匿于黑暗的人们都得到惩罚,让得以在光明之中自由呼吸的人们得到庇护。直面一个人的伤疤,直面一个政府的疼痛,直面一个国家的历史,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我坚信,正义永不缺席。
有那么一部电影的播出,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这便是韩国电影《辩护人》。它讲述了一位原本唯利是图的默默无名的律师宋佑硕,为卷入被独裁政府控制的非法犯罪活动的学生们不公和愤懑,从而走上人权辩护的道路的故事。电影取自韩国第16任总统卢武铉的真实经历。1981年韩国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山地区的大学生和大学出身的活动家,这便是震惊全国的“釜林事件”。当时卢武铉就决意为受害学生辩护。主角宋佑硕的人物设定便是如此。
其实在电影中,宋佑硕的初衷只是为了报答因年轻时在一家面店吃霸王餐却没有计较他的老板娘。他为了自身利益一度犹豫,然而在看到她的儿子被左翼集团虐待后神志不清、遍体鳞伤的样子,他心中的正义与信念被激醒。在他的深入调查与辩护后,他发现他对抗的是整个国家的强权政治,是黑暗的独裁政权,是阴暗的法律体系。法庭上的法官、检察官、证人、辩护方律师,沆瀣一气,官官勾结,因为背后是政权强大的政府在撑腰,除了受害者与他,连唯一肯站出来说真话的中尉最后也被诬赖为做假证。但是宋佑硕依旧没有放弃,他在法庭上与检察官激烈争辩,坚定而又充满力量的话语如利剑一般势要击倒那股邪恶的势力,奋力抓住对方的弱点反击。
这次事件并没有得到审判上的胜利,但是在影片最后宋佑硕因为所谓的违反集会与市委法律被逮捕时,却有几十位律师肯为宋佑硕辩护。他的正义赢得了心灵上的胜利。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呢?电影公映不久后,釜山地方法院对“釜林事件”进行了二审宣判,最终改判被告人无罪。正义迟到了33年,但还是冲破万难险阻,经过那些洒满鲜血的泥泞之路,来到了世人的面前。那些曾经为公正与尊严拼搏的人们,虽然已经逝世,但是伤痕累累的他们不尝后悔,长眠于地下的他们也会得以洗刷所有的耻辱与冤屈。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正义?真正的国家,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如宋佑硕所说,国家即国民;真正的法律,是为国民理解与熟知,而不是抱着无知的态度与薄弱的权利意识;真正的正义,从不惧怕以卵击石,因为正义的曙光终会盖过强权的黑暗。身为一个法律人,心中难道不应该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守护一个国家的正义吗?难道可以被利益蒙蔽双眼吗?身为一位公民,难道可以对法律一无所知吗?难道可以盲从违法犯罪行为,只为了所谓的“国家公权”吗?难道可以为不法分子操控,愚蠢地为他们利用,抛弃心中的正义吗?
翻看以往的历史,青年都是热血的,洒头颅、抛热血,只为赶走外侵,唤醒国人,那是爱国。现在的我们不知为何羞于谈爱国二字,仿佛说出来会惹人耻笑一般,而谈谈不痛不痒的风花雪月、心灵鸡汤却似乎能得到更多关注。
在看完本片后,很多人都肯定为主角宋康昊所扮演的宋宇硕律师感动,但我觉得不仅于此,他的律界声望大哥,最后出庭作证的尹尚柱中尉,后面被感染的记者朋友润泽,以及另外一个辩护律师朴律师,每一个为此声援的普通人,每一个敢于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捍卫别人权利的人都值得敬佩。

图片 1

一、
 
先心虚地说一下文化的种族歧视。权志龙的脑残粉不是权志龙,权志龙不是所有的韩国艺人,所有的韩国艺人不是所有的韩国人,所有的韩国人不是除了美国人之外的所有人,除了美国人之外的所有人不是第三世界或者异域风情的二选一。这个逻辑我也不是很清晰,总之我反对一而概之、不事先了解就以听闻和主观自负而去下结论的人和观点,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捍卫一部韩国电影所可能因此受到的过低评价,这只是一个例子;而恐怖直播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看完结尾我仔细地想了想,中国或者美国的大多数主流电影是不是做到了这部电影所做到的东西,答案是,就我的局限的观片史,好像是没有。想一想虽然不排除我自己倾向于看肤浅的大片,上映的电影很少听说有强调政府与人权的主题的;看到的敢把结尾设定为微倾向恐怖分子的电影几乎没有。电影中自由,绝对人权,正义,这些品质是无可争议的绝对正面品质,因而不假思索结尾一定要给个圆满结局。但是一旦涉及国家利益和政治考虑,人权就变成了相对的,自由也就变成了局限的。像是本片的主题,恐怖分子只是为了一个总统的道歉,总统应该道歉吗?如果一个人的人权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有的维护和保障,他就有权利以恐怖行为要求政府的道歉的话,那么所有那么多类似的相关事件,也能用类似的方法解决吗?一旦一部电影稍有对在此情况下的相对人权稍有怜悯,会不会就有犯错误的危险?不得而知,只是由此可知,我们纵然需要对于人性中绝对正面品质的强调和维护,也是需要在艺术作品中跳出这个安全区,打打“危险牌“。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没有人讨论的话,那么人们越会把它当成禁区;那么在这个进去中的问题,就越是得不到解决。
 
 
二、
本片的结尾,电台主播按下了炸弹的按钮。我认为这个电台主播是平凡人的象征。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做出而选择,都有他们各自的价值观,都能保持清晰的反应,而唯有他在不断变化着立场,尝试去寻找什么是正确的观点。那么说,最后他成为了按下炸弹按钮的人,能不能说代表着平凡人,any
reasonable person,在类似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应该如何定义?总有人说,弱者太弱会变得强大得可怕,一个人被积压的怒气是最可怕的,甚至在心理科中被比喻为炸药。这个炸药,按照我现在可怜的对于第一个学期心理课的记忆,需要按时按量的充足的释放出来,否则就非常危险。在社会中也是一样,平凡人,再平凡的人。像是电影里的建筑工人,也会有积压的怨气。这些怨气的释放不是打打沙包可以发泄的。社会中的积压的怨气,若是来自于等级的低下,身份的卑微,志向的夭折,尊严的践踏,那就是比情绪挫折更加危险一百倍的炸药。社会制度和法制,若是来自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约法三章,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这些怨气的合理发泄所制定的合法途径。像是控告,要求赔偿和惩罚,或是要求”道歉“,都是理应被合理安排、提供给每个人的资源。但是如果一个携带怨气的人,却无法使用这些途径去发泄和平息自己的怨气,那么它们的爆发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应该凭空去忍耐这些炸药而自我引爆,除了冀中星。而这种怨气如果只针对政府,只能针对制度,而不能以其他个别人的赔偿和道歉来补偿的话,那么个人和政府之间的战争就来开序幕。可惜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和当权者之间的战斗,一般是以个人的堕落来变得势均力敌。这种堕落是指,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关注,必要情况下牺牲自己或者他人的利益,甚至性命。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和能够随意控制和改变个人命运的制度,站在同一个擂台上进行同等级的较量。于是我们有了恐怖分子,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制造恐怖。为什么不称其为”邪恶分子“,因为制造邪恶远不是他们的功能。电影中比恐怖分子要邪恶的大有人在。恐怖分子的力量在于制造恐怖,一种威慑和力量的展示:我可以抛弃正义和良知,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可以草菅人命。这种邪恶的展示掀起恐怖,撼动民心,对制度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而后者是当权者最不能容忍的。于是,终于,恐怖分子能够和当权者对话,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当权者听到,他们的电话不会再被挂断,他们的要求会得到考虑—满不满足倒不一定。这种恐怖分子,你能说是可悲还是可恨?绝望的可怜人为了获得力量而放弃生命和随着生命而拥有的绝对正面品质,只求对话,这到底该让人如何面对?
 
 
三、
于是恐怖分子,一个不过二十岁的少年,炸毁汉江大桥,炸死警察局长,最终计划炸毁两座大厦。这也没什么,不过是放在天平上的几个砝码,最终也不够格得到当权者的尊重。制度的可靠性应该是主角,但是慢慢制度的威信似乎改过了前者;权利能够操纵个人的命运,能够在必要时候维护制度的可靠性,但是在当权者的私利下,被放在了本不应该放置的更重要的位置。于是,总统为了维护国家威严和制度的一致性,拒绝道歉。当权者总是有很多理由;舍私为公从来都没人敢质疑。但是个人的利益,似乎只要过度的维护,就会被合理地驳回。需要看到的是,这里的恐怖分子需要的是”道歉“,这个让人震撼。我从来不看新闻,不关心政治,对于这点也经常惭愧,但周总理的一句话无意听到之后就忘不掉:有尊严的生活。具体是说希望中国人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还是政府会保障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点我不记得了。重要的是,听到这句话的同时,我隐约能感觉到的是:中国经济确实发达了,现在都敢把目标设定在钱之外的东西了,真不错。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或许有的人,生活在不同环境里,会觉得我的想法和反应很荒唐可笑;但是一个国家若能把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项目标,那绝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其实我们常常忽略的尊严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为了生存,尊严老是被抛弃和忽略;这个事情虽然许多人都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真实发生的程度和范围远超过我们认为的程度和范围。是不是时候来强调尊严的重要呢?可能还没有这个可能,就像电影中”恐怖分子“的第一个要求是现金,然后再是总理的道歉—这本无需强调,是”理所应当“存在的”,但是出于感动,还是想要强调一下,感叹一下。这个先后顺序我们也能从对方的回应看得出来:赎金的要求一般分分钟搞定;就算是一个小小电视台主任都能满足;而一个总统的道歉,虽然说是总统的道歉,但无非是一个应给的道歉,却是政府宁愿牺牲数十上百条人名都不愿意给予的,如此珍贵的东西,可想而知,要让政府保障人民的尊严,是个多么多么远大的目标了。
 
 
四、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村上春树在某次获奖(诺贝尔?他不是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吗)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记住的东西—我的记忆点很奇怪,名字很难记住,食物都能记住,话语能够记住—这句话能够记住多亏了里面有一个“鸡蛋”。他的致辞是说,他永远会“站在鸡蛋的一边”。大旨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就是个人和制度的碰撞;而他会永远站的鸡蛋一边。我当时想了很久什么是制度,也去百度也去问了爷爷,因为是初中或者高中的事情所以似乎还曾经在课本中寻找制度的定义,只可惜政治课本没什么用。到如今,看了这个电影,才隐约体会到制度的含义。这个体会不是“恍然大悟”那种,是我刚才不知不觉用了“个人”和“制度”的对比,然后才猛然想起自己居然呼应了村上春树先生曾经的说法,默默地解决了自己的提问。但是现在再去想想应该怎么清晰地定义这个词,似乎又没有头绪了。也许只能在论述中才能有清晰全面的理解吧。
 
 
五、
还是想多说这个电影的结尾,因为如此大胆的示意似乎让我也有了“我是否会按下炸弹按钮”的假设。看电影和书籍本来就存在一种代入体验,读者和观众幻想作者是主角,也幻想自己是主角,不断在旁观和自视的角度中转换和揣摩,常常问自己“要是我是他我会怎么做”;而作者的设定无疑是有导向型的,因为按照作者意愿安排的细节和原因都会让主角的决定更为合理。于是,如何判断电影主角最后按下炸弹按钮的行为呢?
我觉得这几乎能引导向人性善恶的主题了。
那就是,要成为一个相对作恶的“恐怖分子”很简单:对生活失去希望,被政府、国家、所谓的正义背叛,被陷于极度冤屈的境地,无法、永远无法合理合法的还击,自己毫无力量即将被欺凌,而对手的权利是血淋淋和脏兮兮的;在这一切似乎的成因中,被制度和权利的背叛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人无法被和伪善、假道义做斗争,而被这些东西所欺压是最能激发怒气的,因为伪善比恶还要坏一百倍—他不但要作恶,还要装成是恶的对立,似乎要专门打击恶保护善,没有东西比这个还要可怕。
所以当最后结局里,电视机里面总统的声音响起:“我们最终打败了邪恶的恐怖分子”的时候,我才会真真切切有“一股邪火”从体内冒出,而在主播按下炸弹按钮的一刻,完全理解和认同了他的选择。打败这种“至高无上”的伪善,用什么手段都只怕不够。

法治社会,顾名思义,由法律来统治的社会,或者依据苏格拉底所言:善法得到了社会成员的广泛的遵守。其隐形要求即一旦公民之间或者公民与其他组织、机关发生权利纠纷,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而司法维权,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治标”的活动。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同时需要从“本”上进行思考。

如今,可以欣慰的看到,经过了几次普法后,法律对于每一个公民都不在陌生,人们会主动关心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案件,也会关注身边的大大小小的纠纷,更有很多人会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公民这种法律意识的提升背后,又酝酿着另一种危机,即很多公民对于法的适用结果是模糊的,他们也许只是看到,法律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或者仅是比诉讼之前降低了损失,但是,究竟这样的标准是否足以让彼此的利益得到了平衡和保障?这个标准,往往就是普通民众无法度量的,社会效果自然无法达到一定的成效。法律意识的确立只是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做了一个最基础的铺垫,民众的思维仍是无法与法治要求同步的。

首先,应关心的不是私人如何“选择法律”、如何通过法律界权促进市场交易、减少交易成本等等这类旧问题。而是意在思考一个新的问题:“法律选择”本身有何代价,什么样的成本关系确定了法律的边界。长久以来,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将法律的性质误认为一种定价体制,将法治的代价错归为一种交易成本。法律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国家规范,一套行为标准的评价体系,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人对自己的非法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对价标准”,是一种界权体制。曾经听过我的导师王勇教授关于《界权成本与权威更替》的主题学术报告,并且深受启发:法律的边界,是取决于不同界权选择的边际界权成本。国家也是如此,一国法律在其主权范围内国家界权成本相对高昂的地区,国家正式制定法的效力就会被当地的地方习惯法部分的削弱和替代。国家如此,国民亦然。法律的性质在权利的定界,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事实上对于掌握当前社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大部分人来说,法律仍然是一种权利的“定价”与“社会资源的分配”。现实生活中总是不乏这样的例子:贫穷的社会底层人民因为对于法律欠缺学习和认识,总是会因为个人的偶尔不法行为而受到法律的严厉评价;而一些上流社会人物因为身份地位和本省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则会使其不需要通过法律的评价来对自己的行为买单。

另外,中国当代社会的维权,虽然存在很多直接的个体权利维护问题,但更为紧迫、重要和根本的是,促进社会权利分配的结构性均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民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国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已在不断的拉开。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虽多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从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对维权行动的参与来看,深层的社会矛盾,是许多正常的“维权”行动,被掺杂进了很多不当的外在因素和外来力量,导致正常的维权行动不再那么正常。而要降低“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对维权活动的参与率,就必须通过更加公正的社会权利分配,实现权利分配的结构性均衡,从根源上予以解决。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才能够有效地从源头上减少重大社会矛盾,化解重大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立。维权诉求中的上述变化,促使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到底应当如何发展。如从很多案件中,人们在看到政府监管缺乏、法律制度空缺等问题的同时,进一步会思考、追问和质疑,政府的自身职责是什么,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以及该怎么管等问题。人们很容易发现,正是许多行政机关的不当作为,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对立,而这种不当行为本身,也给政府、社会带来了严重负面的影响。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马克思·韦伯看来,恰恰是一种统治“合法性”获取的关键所在。因此,如果维权行动者对政府、对体制的不满情绪是由政府直接引发的,则改变人们情绪对立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就主要应当是促进政府行为的自我规制、自我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预防和减少一些地方政府的不当利益,引发更多的社会“维权”。促进社会公众权利得以真正有效维护,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来维护权利。

中国司法的发展,与中国法治发展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案件无论其判决结果如何,都表明纠纷当事人对纠纷的化解和利益的诉求,还想通过国家司法制度来解决,想制度化地解决问题。理论上来讲,司法机关只要在思想上能够高度重视、能够认真查清事实、严格适用法律、准确把握法律精神,严格依法判决,实现案件纠纷的有效化解,则在多数情形下,实现各种维权的目标,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不过,现行的制度架构,致使法院经常性地成为政府阶段性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工具,导致法院无法完全针对案件、仅仅从法律公正性的角度进行裁量,而必须同时兼顾法律的公正性和社会的接受度,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然而,由于有些维权案件中的侵权人本身就是政府机关,有些维权案件中政府的行为仅仅从形式上而言是合法的,但与被侵权人的自我感受具有较大差距,也与社会已经转变了的观念具有较大差距,这导致法院面对维权案件,经常无法做到法律性和社会性的同时兼顾,经常会顾此失彼。另外,很多维权案件表明,司法领域里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不纯粹是司法自身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司法机关自身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在更宽广的角度去思考、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化解的问题。在很多时候,司法过程中虽然直接反映出来的是“司法自身的问题”,但其实,在种种司法问题的背后,蕴含的是一个国家法治的整体发展问题。这一情形告诉我们,司法自身无法单边推进、孤立发展,司法的发展,在很多时候,都必然需要与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整体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只有当我们把维权问题视为中国法治发展中的系统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司法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很多维权“问题”、司法“难题”,可能才会得到较为顺利的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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